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走过了九十年光辉历程。随着档案公开，大量党史资料载于了“党史”。对照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1951，约5万字）、胡绳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1991，50万字），2010年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仅出一二两卷四册（1921-1978）就达160万字，史料丰富不待多言，就其染力来说，也是空前的，党委推荐阅读的《苦难辉煌》，作为一本把我党早期历史放在国际大背景下解读的散文体著作，就读来振聋发聩，引起我对身边小事的许多回忆。
笔者童年时的抗日根据地，青壮年随时应调上前线，老弱妇幼接触多的是妇女救国会干部，本村妇救会干部是一位叫“秋葵”的中年妇女。当时农村已婚妇女都是张氏王氏的，她却有自己的名字，因为辈份低，大人小孩都直呼其名，当时党组织不公开，人们却都知道她是党员，其实是一位普通农村妇女。村上也走出了几个“大干部”都是殷实家庭子弟，有中学以上学历的，她的子女未见“发达”。其实这很普遍，但不知为何每当看到作家峻青《黎明的河边》的报道、听到电影“苦菜花”的主题曲，便会想到1946年乡间建造的抗日烈士祠，想到妇救会干部家满屋子的军衣军鞋，或许因为这是我最初对党的感性认识。中华民族百年屈辱百年抗争，到处可见它的影子。离烈士祠不远便是高大的“陈明侯中将善行碑”，这位邻村的陈干（1880-1927）字明侯，同盟会元老、首都什么卫戌司令，因一战结束后对日交涉归还青岛、威海卫和胶济铁路等而被康有为誉为“鲁案砥柱”，报载其墓园已修葺开放，而烈士祠内有名者也仅仅一块木牌位（雨花台有展品）。
有了一点知识后，才知道传统文化中的“党”并非现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历史上的党指的是朋党，统治集团内部帮派之谓也，有《古文观止》上的“朋党论”可以为证，多数《政治学》教科书上有关汉唐宋明四次“党祸”的记述，可作注释。国外一样，1797年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离任的告别演说，也历数了议会派别斗争的弊病，后来才有了现在世界各国通行的“政党制度”的产生，成为初期政党反封建统治、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的背景。1905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立，开创了中国政党先河，通过辛亥革命结束了“帝治”，功不可没，而他追求的“民主政治”却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专制化作泡影。亲历根据地和解放区基层选举和土地改革，目睹大会之后的参军支前热潮，连普通农民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气数尽了”，以劳苦大众为基础的共产党在苦难中积蓄着改天换地的力量。笔者常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哪是一句歌词，那是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无私奉献的史实。以上算是我的一点理性思考。
接触党内高层还是工作之后的事。其实在基层岗位上也没有什么“大干部”，一个五六十年代省委中层、省属市级副职，因为资格老享受红军待遇而已。八十年代初部里来人落实护理费时，说老红军待遇部里只有几个。问起他自己，却说他1936年参加工作，1937年进湖北青训班，那里的确出过几个大干部，而自己结业后去了广西暴露身份才转道香港来到苏北，没有什么作为，几句“惭愧”了之。他的经历校史上有，后面的事可能还鲜为人知。这位出身上世纪初国民政府高官家庭的“叛逆者”和大户人家出身的妻子，两位高干高知向省委写报告要求尽早退下来，让一个子女作为工人“顶职”。我常想他们为解决职工困难，帮助过不少人，在解决个人问题时却要采用这种方式。也联想到，他们与做出批示的省委老同志间在“平民意识”这一点上有着何等一致的理念和“默契”。
解放后特别是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后，党内出现了大量“双肩挑”干部和来自知识界的专职党政干部，他们的奉献精神同样值得学习。说起“双肩挑”自然想到我的另一位同事，严格说是我的老师，我入学时他刚从苏联学习回国不久，当了我们的副系主任，学生们也传看过《中国青年》杂志封面上他的照片，目录页注明“某某某在苏联学习”。至于他在留苏学生会和党组织中的任职，还是在老红军刘英（曾在驻苏使馆管留学生）来校看张闻天塑像选址、学校考虑一像一碑布局时才听人提起。1987年初领导班子更替他在宣布会上说，几十年党政工作，总想把工作做好，又总丢不开业务；想把业务工作做好，又不能摆脱党政工作，结果什么也没有做好（大意如此）。可人们不会忘记五六十年代学校恢复农水系、建立理电系，1983年起他主政学校工作短短3年，在南京、常州两地新建院系，学校从单科向多科性综合性发展，到学校更名，他总是处在风口浪尖上；不会忘记他与班子同志一道在南京事件，以及多次学潮、留学生事件中的贡献；不会忘记他为我国引进的第一座核电站中大亚湾取排水总体布置所获得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有《模型实验的理论与方法》、《近20年国外相似理论专著评价》、《水工设计手册》等著述。而可能不注意是当许多职工搬进新建的成套住房时他家还3户合用一个厕所、一个厨房，这一疏忽着实令当时班子上下“尴尬”了一阵子。和其它事迹有据可查不一样，这些小事怕是早已被人忘记。
一篇《纪念白求恩》感动教育了我们几代人，而从公布的白求恩日记可以看出最先被感动的却是白求恩自己。在1938年3月赴延安途中看到了国统区汉口的混乱无能灰心丧气，与延安表现出来的信念坚定目标明确对比，引起他对延安的赞颂，说:“ It strikes me immediately as one of the best-run”,见过领导人后则称赞：“The man is a giant！”可当我看过《苦难辉煌》后才知道在共产国际历史上列宁看中的是孙中山而不是陈独秀、李大钊，斯大林看中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以小见大，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坚持了工人阶级性质，感动毛泽东主席所说的“上帝”，才走出了独具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创造出一个个世间奇迹。
中国共产党正确，但从不自诩一贯正确，党的光荣伟大还在于实事求是地纠正出现的失误，而受到社会各界赞许。作为特例不得不具名提到徐芝纶院士。这位一生编著图书11种15册、翻译出版图书4 种7册，其中作为我国第一本出口的英文版教材《应用弹性力学》，1991年在印度出版发行，他的《弹性力学》获得1977-1981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二版获1987年全国优秀教材特等奖的通常深居简出的老人，七十年代初在滁河工地做闸门设计，撰写了《双曲闸门计算》一书，之后去长沙，“赤膊上阵”开展用有限单元法解决凤滩大坝的温度场和温度应力问题的研究，1974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弹性力学问题的有限单元法》专著，为研究引进和在全国推广有限单元法做出了贡献。与我们老在党组织内的人不同，这位从旧社会过来功成名就的70岁老人“文革”结束不久便提出入党，他的坦诚使我印象深刻。1987年1月他提出要作《五十年教学的回顾与体会》的报告，事先已经应邀交换过意见，临到大会堂台上又问起要不要结合形势讲点什么，递给他当天南京日报有关学潮的报道后，即兴插说了他的看法，令在场师生唏嘘不止。中央电视台不同频道为此连续播放过两次。进入九十年代他为交大和华水返校校友反复签送同一题词：“奉献难酬志，虚名实不符。兢兢持晚节，大事不糊涂。”我想他拥护结束“文革”改革开放而加入党组织，总是他保持晚节和不糊涂的大事。仅此一节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中国共产党几十年造就的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
胡锦涛总书记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说：“全党同志要牢记历史使命，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更加奋发有为地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和中华民族美好未来。” 我想如果老同志能听到讲话，一定由衷拥护，因为这是他们的追求，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
